第十一章 百年“楷字改革”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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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百年“楷字改革”风云

    如自然界的任何一种运动都会出现自然的阻力一样，在人类的社会里，任何一种变化，也会出现人为的阻力。产生人为的阻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的习俗“惯性” ；二是人的“利益”得失。当“利益”与“惯性”出现矛盾时，“惯性”服从“利益”。
   人类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网”。构成这个“关系网”的要素很多，例如“血缘关系”、“友情关系”、“行业关系”、“交换关系”等等，而所有这些“关系”的根本基础，就是“利益关系”。所以，人类社会就是“人际利益关系网”。任一个人，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上的一个基本节点。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变化----生产技术的革新、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组织的变化、国家行政机构的变化、政府政策的变化、风俗的变化、等等，都会引起与这种变化相关的人们的利益得失。得者就拥护，失者就反对。例如，把木桶换成塑料桶，制造和销售塑料桶的人们得到好处了，自然就大力宣传塑料桶的优点，就大力倡导人们使用塑料桶；由于塑料桶侵占木桶的市场份额，减少了制造和销售木桶者的利益，制造和销售木桶者就必然出来大讲塑料桶的缺点和木桶的优点，企图阻止人们使用塑料桶。类似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很多。
    科学史上有一些重大的发明，一开始就遭到大名鼎鼎的“权威”人士甚至国家政府的嘲笑和反对的，屡见不鲜。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离开了电话该怎么生活？可是，1875年6月2日美国发明家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个电话，却被美国的权威专家说成是愚蠢的“闭门造车”：“这是一个绝对不合理的装置，他们想要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和营业机构中都装上一台电话装置，这简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能够派他的信使到当地电报局，把一份写得很清楚的消息发往美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大城市时，他为什么还要使用这种笨拙而又不切实际的装置呢……投资人哈伯德的预测尽管听起来娓娓动人，但这是出自猜想，电话只不过是个玩具，或者是个闭门造车的实验室珍品。”
　　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的应用就相当困难。不仅美国国会认为汽车“将造成农业的毁灭”，而且英国议会比美国更早就通过了《公路自动车法》，说这种轰轰作响的“闭门造车”必将给社会造成危害，必须执行“红旗条例”：要一名手持红旗的车务员超前50米就警示人们——汽车将来到！

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徒弟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并论证和实验了交流点的可行性。但是作为师傅的发明家爱迪生却极力反对，寻找一切“理由”阻止人们使用交流电。师徒两人彻底决裂，终生不再往来。这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界限，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交流电”侵害了“直流电”发明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学术之争”变成了“利益之争”。在“利益之争”面前，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一位名人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一切较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对旧观念的破坏，都将引起“社会利益网”的重新连接。所以，“发明创新”者要想成功，就必须大胆冲破任何阻力，坚持到底，不获成功，决不罢休！
    今天我们“改进升级汉字楷体”，也遇到了类似“电话”、“汽车”、“交流电”最初使用时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学术的原因，更有利益的原因。
    所以，在讲完了上述十章以后，再加上这一章，专门讲述一下，百年来关于汉字楷体的“改革风云”。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了。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这种审视，自然包括了汉字楷体系统.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他们也同时看到，西方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于是就认为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的缘故。于是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因此，就提出改革汉字，企图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社会中的任何一项改变，都会改变该项所涉及的人们的利益分配现状，往往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就必然有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拥护。改变汉字楷体，也是这种情况。所以， 自清末民初掀起“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以来，语言文字学界就一直存在着“汉字革新派”与“汉字保守派”的激烈斗争。保守派打着“尊重民族传统、保护汉语汉字”旗号，反对改革汉字，称汉字革新派为“激进派”。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认为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其实，首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05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罗常培根据文章里的汉字对照拉丁字，整理出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于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文字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
   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新政府犯了难。于是，也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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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1918年，“激进派”的代表钱玄同发表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的文章，要求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黎锦熙与之呼应，于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于1919年成立）上抛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提案。当时的“五、四”领袖陈独秀在两派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虽然不同意废除汉语，但同意用罗马字拼写汉语。这样一来，就掀起了汉字拉丁化的狂潮------“国语罗马字运动”。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弊端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激进分子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激进分子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 “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激进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学识渊博、手段高明的湘潭俊杰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的“数人会”（由 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保字派”的强烈反对，“保字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拉丁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名存实亡，等于搁浅。
    在两派关于字形、字音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政坛风云突变。1928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院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拉丁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这是不懂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北拉”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广泛推行，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在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天以后，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在1952年２月５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隶属国务院，拟定汉字改革
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指导，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原因是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方案”。到1955年，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方案”有655种。这些方案，归纳起来，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楷字笔画式的，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有速记符号式的；从性能上看，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有纯拼音字母意、音双表类，有“形声字”扩展类，有“拼音形声字”类。
   但是，最后，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来，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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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个以拉丁字母为结构的《汉语拼音方案》，重蹈了“利、金方案”复辙，经过多次验证，根本性不通。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原稿标题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所以，在“正式公布时，“文字”二字被删掉了。而且，此后，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的报告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到底是两回事。”
    实际上 ，从1892年卢赣章提倡“汉字罗马字母化”以来，经过60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根本语言因就是，罗马字母化的“汉字”，根本不能区分汉语中的大量的“同音异意”词，不能替换大量的“同音异意异形”的汉字楷体字。《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发布之前，周恩来就发觉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发布时，删掉了“文字”两字。
按理说，既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不能作为组建文字的“方案”了，留着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有什么用？不如把它直接改为《汉字注音方案》了。
    为什么要保留呢？这是“汉字罗马”派“暗度陈仓”，继续推行“罗马字母汉字”的一个手段。从此，中国就把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编入初级教育课本，在全国普及《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也就是在全国推行“汉字罗马字母化”。
    这个“汉语拼音方案”顶替了原先的楷字笔画的汉字注音符号。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就是黎锦熙在担任民国商务印书馆的馆长时，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的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这个方案，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入声和一些合成音型等语音成分。  
   与此同时，又把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又在1936年“暂缓推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略加修订和补充，作为人民政府的“汉字简化字一表”在1956年公布了。并且在编纂“新华字典”时，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规则，看砍掉了汉语中的入声、“zi”、“ci”、“xi”三个“尖音”和很多音型，从而大量的增多了“同音异意”字。
后来，又在楷体系统内不断增加“简化字”，但是又不造新的汉字，又提倡多音合成词，又提倡“音译”多音节外来单词，等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汉语、汉字发展规律的。
   这些做法，在主张“汉字罗马化（或叫‘汉字拉丁化’）”的人们看来，实现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没有实现的两个目标：一是“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的实行。二是“楷体简化字”的推行。
从1956年以后，主张“汉字罗马化”的一派就占了上风，他们加大了推行简化汉字和“汉字罗马化”的“理论”宣传。并不断扩大“简化楷字”的数量，停止创造新的汉字，合并同音异意字，扩大合成多音词，支持对外语多音节单词实行“音译”、等等，以引导汉语朝多音节语言的方向退化，为最终实现“汉字罗马化”奠定语言基础。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文字“学者”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论”和观点，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充斥在“字典”、“教科书”和各种公文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里。以此达到最终实现“汉字罗马化”的目的。
他们的主要理论错误有：
1、文字发展三段论---表形à 表意à 表音；
2、文字与语言没有直接联系；
3、文字是表示语言的书面符号；
4、文字的发展方向是越来越简化的；
5、文字是思维的工具。
“汉字拉丁化派”，被人们称为“汉字改革派”。其实，在汉语不变的基础上，汉字只能改进升级，是不可改革变质的。所以，“汉字罗马化”的做法，完全偏离了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前进”的名义，走了倒退的路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如下：
     1、主张“汉字罗马化”的人，第一，不懂得“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言多载的汉语”和“以多音节词为基础的语言单载的拉丁语”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语言；第二，不懂得“一定性质的语言，必须一定性质的文字相匹配”的规律；以为任何文字都可以用来表示任何语言单词。所以，在汉语不变的情况下，用纯拼音字母组建纯表词音不表词义的“新汉字”，在实践上肯定是行不通的。
     2、主张在汉字楷体系统内加入楷体简化字的人，第一，不懂得文字是有系统性的，系统是不可破坏的。汉字楷体的难学，不是楷字单体造成的，而是楷体系统遭到了毁坏造成的。汉字楷体，成了一个没有系统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符号堆了，学起来无任何规律可循，只能逐字死记硬背，当然难学。搞简化字的人们，只看到问题的表面，企图用减少几百个常用字笔画的方法，来减小读写的难度，使楷体的系统性受到了更大的破坏。结果是“捉襟见肘”，得不偿失。“卖了竹竿买稻草，越倒腾越短”。第二，把表示语言单词的“文字”与表示事物的一般“符号”混为一谈了。以为随便造一些“符号”，就可以夹在汉字楷体系统里，当作文字使用了。
  对于这种倒退的做法，当然会给人们的实际使用造成很多问题，于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不过，“保字派”也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指导，只是拿出一些语言文字使用上的表面现象问题，来反驳“改字派”的错误做法和观点。所以，“改、保”两派争论了100多年了，至今谁也没有说服谁。一直都在打乱仗。
  这种乱仗打到198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时，“文字改革”改成了“语言文字工作”；1986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会上叫停了“汉字拉丁化”的汉字改革。虽然名义上“不‘改’只‘工’”，但是，对于导致中国实行“汉字拉丁化”改革和随意“简化”楷字、砍掉汉语“尖音”与一些“音型”的错误的理论，一点也没有清理。这些错误的理论，不单仍然保留在教科书、字典和各种刊物里，还在一些语言、文字“学者”那里继续得到推广；更没有人企图总结百年来汉字“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认真深入地研究汉语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图创建中国的汉语、汉字发展的正确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语言、文字的发展走入正确的途径。同时，在实践上，仍然对小学生继续进行“英文字母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普及教育和扩大楷体简化字的数量。这些做法表明，“汉字拉丁化派”对于他们的失败并不认错，他们在继续维护和扩大他们的“胜利果实”。这样，“老改革派”就成了“新保字派”了。
     虽然“汉字改革”曲折反复地搞了百年，但是，汉字楷体（不论“简体”还是“繁体”）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切缺点和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仍然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汉字信息系统网络，仍然不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给人民大众造成很多困难和每年千、万亿元的经济损失。因此，新改革派、老保字派、新保字派，对于“楷字系统要不要改？怎样改？”的争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楷体系统凸显的缺点和问题越来越多，并且在英文的强势竞争面前节节败退的情况，使这种争论，更加激烈、更加广泛了。
    自从1980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打破了与世隔离的局面，迅速地融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中了，并得到快速地发展，在30年的时间，大陆由小农业经济的社会进到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了。
    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和电脑信息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切都受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一切都面临“优胜劣汰”的命运。语言、文字，作为社会大众的通用工具，也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它也同时具有了使用价值和商品交换价值。所以，自然被卷入了世界语言文字竞争的大潮中了，也必然受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自然也逃不了“优胜劣汰”命运。商品的竞争，就是商品“性价比”的竞争。
    今天，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的文化、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冲击，比1840年的冲击力更大、冲击面更广、冲击度更深。汉字不止继续存在着原先的难写难记的缺点，更凸显出不适合电脑组字、阻碍汉语向外国传播等等6大缺点和8大问题。
   但是，直到今天，不论支持“汉字拉丁化”和“简化楷体字”的，还是反对“汉字拉丁化”和“简化楷体字”的，都没有认真深入地追究“汉字拉丁化”行不通的根源，也都没有深入追究汉字楷体存在这么多的缺点的根源和解决的正确办法；也都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人类语言文字和汉语汉字的发展规律问题，都没有考虑创建一个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问题。所以，西方的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和中国古代的过时的残缺不全的汉字理论，一直占据领着中国语言文字理论阵地，一直在误导着中国人民。
  由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指导汉语汉字的正常发展。所以，人们面对汉字楷体在今天凸显的6大缺点和8大问题，就出现了“有病乱投医”的情况：有些人提出了各种“拼音形声字”的方案，来更新汉字楷体系统；有人些提出各种“改进”的或“变相”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来替换楷体系统；有些人提出恢复使用繁体字；有些人还要继续扩大“简化字”的数量；还有人提出“一语双文”，还有人提出“压缩常用汉字使用数量”，还有人提出“中、英文混用”，“简、繁并用”等等。多种观点争论不休。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字使用的最混乱的局面。多数人都滥用“错、白字”，滥造“新词”，滥引“外词的缩写字母”，滥搞“中、外合词”，滥用外文，等等，这类东西，充斥一切中文电子信息中和书刊读物、文件、说明书、广告牌、等等各个角落。不成体统的汉字楷体堆，简直就像一个老太婆的“针线筐”，里面“断针乱线，破扣残襻，东洋败絮，西域烂绢”都有，这是世界任何国家的文字所没有的混乱现象。
     在 2000年10月3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这个《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从这第18条上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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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第18条上可以看到，它并不提倡中国人创造新的楷体汉字来表示新出现的事物，而是要用按“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所拼写的“纯拼音字母符号（英文字母式的‘汉字’）”来表示新出现的事物；并且把这个“汉语拼音方案”继续放入初等教育课本，继续实行普及教育，即继续推行“汉字罗马字母化”和“简化楷字”的做法。
所以，这个《法》的主旨在于，保持使用楷体简化字和继续推行“汉字罗马字母化”（即 英文字母化的‘汉字’）的小学普及教育的现状不变。它是老“楷字改革派”观点的产物。它并不是在一个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并且不顾事实地把文字问题与国家统一的政治问题挂钩。所以，很多条文与社会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所以，这个《法》并不能指导人们按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办事，更没有起到停止混乱的作用。而且混乱情况愈来愈烈。对于汉语汉字在英语英文的强势进攻下，日渐衰落的趋势，更没有丝毫的挽救作用。
   从1892年到2010年的今天，汉字楷体的改革，已经走过了118年。百多年来，很多人对于“更新楷体系统的必要性”是认识了，但是，对于“如何更新？”却是误入了歧途，完全走错了方向，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越搞越糟。
   总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值得肯定的是：“老改革派”认识到了汉字楷体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一些缺点，并采取改变楷体系统，来克服楷体缺点的思路是对的。遗憾的是改变楷体系统的具体办法不对，所以得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而至今以“汉字改革派”自居的“楷字简体”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保卫派，既不承认“汉字拉丁化”做法的错误、“简化楷体字”做法的错误和“英文字母注音方案”的弊病，也反对把楷体系统改进升级为，能够以克服楷体系统诸多缺点和问题的“新体汉字系统”。于是就沦为“新保守派”了，与“老保守派”无异了。
   总结百年的经验，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理不明，事不成”。对于汉字楷体系统的“改革”，百年不成，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作指导的缘故。
   其实，在1955年向社会各界征求的汉字改革的655个“方案”中，就有民族笔画的“拼音形声字方案”。这类方案，既符合斯大林的正确建议：“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也符合毛主席的正确判断：“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是更新汉字楷体系统的正确方案。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看不到“拼音形声字方案”的正确性，反而错误地把汉字楷体的发展方向定为“汉字拉丁化”。结果，“折腾”了60年，至今不但汉字楷体的缺点和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还导致汉语汉字发生严重退化、变质，白白耽误了楷字系统更新的大好时间。
   因此，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60年来“汉字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尽快创建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发展理论，创立正确的系统的“汉语汉字发展学”。有了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才能肃清误导人们的各种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和观点，才能创建出继承了楷体的一切优点，克服了楷体的一切缺点的“新体汉字系统”，才能完成这次汉字楷体更新换代的历史任务 。
“文字”就如“商品”一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所以，平常人都在使用商品和文字，都把它们看成“平常”的东西。在今天，没有哪个人离开“商品”能生活下去的。但是，平常的人们并不知道，正是这“平常的商品”，把人类社会推入了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现代化社会”。商品的运动规律是怎样的，平常人却不关心、也不愿意去弄懂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正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支配着一切单位和个人的命运；平常人更不知道，正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被资产阶级扩展运用到政治领域，才有了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平常人更不知道，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违背“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的道理。如此相似，平常人对于”汉字“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更是不关心、不研究，感到无所谓的。但是，文字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更新的规律，如果遵守了，不但保证了文字本身不被历史淘汰，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反之，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汉字楷体凸显出6大缺点和8大问题，如果不像以往那样及时更新楷体系统，以甩掉这6大缺点和8大问题，汉语、汉字本身，不但会在今天的世界语言、文字大竞争中被淘汰，而且将毁掉中国的安全和前途。
   今天，我们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与宋朝以前的历次汉字体式的改变所遇到的情况不同。今天，我们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不单遇到改进更新楷字体式的技术问题，还遇到制造相应的电脑电路芯片的技术问题；不单损害到中国的一些靠楷体的6大缺点和8大问题发财的私人和企业的利益，更损害到一些外国的靠楷体的6大缺点和8大问题发财的私人和企业的利益；也遭到那些嫉妒中国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反对。所以，今天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认识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世界“利益网”的问题。而所有的感到改进更新楷体会损害自己利益的国内外的人们，他们内外勾结，都以“学者”、“专家”、“权威”的名义，编造出谎言，作为“理由”，企图阻止我们改进更新楷体系统。在目前中国还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理论，来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理由”，还很能迷惑大多数的人。
今天，在中国的语言文字学术界里，由于没有正确的系统的权威的关于语言文字发展理论的指导，所以，就出现了四派：汉字拉丁化派，保守汉字楷体不变派，意、音双表新体汉字派，“迷雾等待”派。所谓“迷雾等待”派，就是这一派的人们，既不赞同“汉字拉丁派”的理论和做法，也不赞成“汉字保守派”的观点，也没有认识“意、音双表新体汉字”派的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就如大雾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怀疑一切”，不敢挪步，于是干脆蹲在原地不动，等雾散了再走。目前，这类人的观点就是“目前汉字应保持稳定，即使要改，也要逐渐地自然而然地改，不可一下子全改”。
   所以，本章就把百年来关于改革汉字的各派主要的观点，列出来，并予以分析，以期厘清问题，分清是非，认清汉语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使汉字楷体系统实现正确的更新换代，使汉字完全适应现代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国更快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所以，本章就把百年来关于改革汉字的一些主要争论问题，列出来，以期厘清问题，分清是非，以使汉字楷体尽快实现更新换代，使汉字完全适应现代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国更快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第一节 汉语的优越和前途